大國工匠周東紅和宣紙的故事

2019年08月28日  來源:人民政協報  作者:胡方玉  點擊:

有一種物件,一直洞悉著中國書畫家的心思。

它的名字叫宣紙。

在萬木蔥蘢的安徽省宣城市涇縣,青檀樹皮與沙田稻草欣然相逢,在楊桃藤汁與山泉水的見證之下,一段曠世奇緣至此天成。

宣紙,便是這段美滿緣分的結晶。

這是大自然對涇縣的饋贈,也是這里奉獻給人類的禮物———宣紙的制作技藝是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,也被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。

千百年來,玉骨冰肌的宣紙與藝術共生,與文化共存,彰顯著書畫家們的內心所想,渲染著他們的意念所及。

不過,這些深遠的背景和意義,年少時的周東紅并不是十分清楚。入行前的他只知道,造宣紙是一門養家糊口的手藝。

多年后,他從一名撈宣紙的學徒工蝶變成大國工匠,手藝漸漸升華成了守藝……

第一次遠行

1986年的2月中旬,春節剛過,乍暖還寒。

一大清早,節日里走親訪友的人流還未形成,19歲的周東紅便收拾停當,準備一趟遠行。

周東紅是涇縣丁家橋人,他當天要去的地方叫烏溪,兩地相距30多公里。

這是青少年時期的周東紅最遠的一次出行。而從今天來看,也是他人生最重要的出行之一。

對于這次意義非凡的行動,周家給予了高度重視。母親為周東紅準備了一套體面的衣服和一頓豐盛的早飯。而周東紅自己則將家里的那輛“二八大杠”(自行車)擦了又擦,查了又查,每一個環節都認真細致。

“這輛自行車是家里最拿得出手的大件,是我在江里撈蝦換來的。”周東紅說。

沐浴著早春的陽光,周東紅騎著這個在當時堪稱豪華的出行裝備,顯得意氣風發。當然,他心里還有一些忐忑———這趟遠行,將影響著他們家未來的生活質量。

春節前夕,村里一位在涇縣宣紙廠(中國宣紙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)工作的熟人告訴周東紅:廠里最近要招一批學徒工,你可以去試試。

對于這個遠在30公里之外的國營宣紙廠,周東紅原本并沒有什么印象。但他忽然想起,這個廠里的人買過自己的魚蝦,且每次成交量都不小。

這一細節豐富著周東紅的聯想,并讓這個宣紙廠的形象在他心中變得立體又高大。“如果能到這里上班,應該是一件很不錯的事情。”周東紅心中充滿了神往。

約摸三小時后,周東紅終于到達了宣紙廠所在的烏溪村。廠里的熟人接待了他,并將其介紹給生產科科長。在這位科長的安排下,周東紅被帶到了一個邊長2米左右的水池面前。

絕大多數涇縣人都認識這個水槽——這是制作宣紙的紙槽。

入水、彎腰、出水……在科長面前,周東紅展示著宣紙制作中撈紙的基本功。一番操作之后,科長留給他一句話:課法(動作規范性)還行,回去等消息吧。

這場簡短的面試,成為周東紅人生的重要轉折。一個星期之后,他等到了自己期待的消息,成為了涇縣宣紙廠的工人。

母親的兩次發火

實際上,在這次面試之前,周東紅和宣紙已有過一段時間的接觸。

1982年7月,家中姐妹兄弟共7人的周東紅輟學。按照原來的人生劇本,當年秋天他可以進入初三,但困難的家庭條件對劇本進行了改編。

輟學的周東紅在家務農。他排行老四,是家里最大的男孩,父親聽力不好,于是他便成了家里的頂梁柱。“我所有的農活都會干。”周東紅告訴記者。

除了農活,他還有一手捉魚摸蝦的本事。每到夏天,他就在家門口的青弋江中結網下籠,用收獲的魚蝦換來家中急等的零用錢。“經常從傍晚忙到凌晨,運氣好的話,一次能捕到上百斤。”

而在周東紅的母親看來,這種水中的功夫并不算正道。更讓她不放心的是,江中水情無常,長期勞作是一件充滿危險的事情。

“還是學一門手藝吧!荒年餓不死手藝人。”母親給周東紅設計了人生之路。

1984年下半年,周東紅成為了自己二姨夫的徒弟———二姨夫是木匠,手藝不錯,一天的收入曾高達兩塊二毛錢。

然而,身材纖瘦的周東紅,使喚起斧頭、刨子來,怎么也不如漁網蝦籠一樣順手,“我就不是木匠的料子,不管怎么刻苦,就是掌握不了竅門。”半年后,自認為入錯行的他放棄了成為魯班的念頭。

母親為此大罵了這個“不爭氣”的孩子。罵完過后,又找到自己的弟弟將周東紅帶到宣紙廠學藝。

周東紅母親老家在涇縣小嶺,這里是宣紙的發祥地,周東紅的舅舅就在村辦的小嶺宣紙廠工作。

1985年的夏天,舅舅領著周東紅逐個觀摩宣紙廠里的車間:在曬紙車間,50多度的高溫讓他看著就渾身冒汗;在剪紙車間,全是女工的場景,也不符合男子漢氣質……當他到撈紙車間,看見兩名工人站在水槽邊晃動一下竹簾就把紙張制成時,終于欣喜若狂:“這個好!輕松,涼快,我就學撈紙吧。”

舅舅對于周東紅的選擇也很高興。因為他的妻弟就是廠里的撈紙工人,這讓他減少了為外甥找師傅的難度。

周東紅再次踏上了學藝之路。他每天清晨起來,傍晚才下班,期間全神貫注看著師傅的每一個動作。由于長時間在水里作業,一周后,他雙手開始到處起水泡,手丫里全是紅點子。

這讓他再次懷疑是否選錯行當,“撈紙怎么比學木匠還難?”

于是,周東紅與師傅不辭而別,回到家中謊稱“廠里放假”。幾天后,舅舅與師傅碰面后發現外甥“失蹤”,連忙趕到姐姐家報信,卻發現他就在家中……

母親又一次大發雷霆。之后,她與弟弟輪番出場,擺事實、講道理,對兒子開展了一波觸及靈魂的思想教育。

事后證明,這場頭腦風暴及時且富有成效。周東紅跟隨舅舅返回了紙廠,直到年底被強行終止學習。

職場首月

周東紅的學藝形式屬于“走后門”式的偷學行為。

當時的涇縣,年輕人學習造紙蔚然成風,但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進入紙廠當學徒。于是便出現了大量的編外學徒:這些年輕人沒有通過廠里,自己花錢直接找師傅學藝。

這是廠里不能接受的。因為帶徒需要占用紙槽和師傅的時間,對廠里的產量有影響。在睜只眼閉只眼一段時間之后,廠里終于對這些編外學徒下達了“逐客令”。

周東紅只好回家。巧合的是,縣里的國營宣紙廠招收學徒工,他幸運地被錄取。

同樣巧合的是,小嶺另一名撈紙的學徒也來到這里。周東紅與之一拍即合,組成了撈紙的搭檔。

在宣紙制作中,撈紙工人是兩人一組:一張簾子,兩邊站人,一個為主,一個為輔。主者稱掌簾人,輔者稱抬簾人。

周東紅與同事互為主輔,每天起早摸黑,辛苦并快樂地迎來了職場滿月。

不過,到第二個月發工資的時候,他們倆傻眼了:上個月干的活遠遠沒完成任務——量是夠了,但成品率極低。

周東紅這時才真正明白,撈紙不但是“累”,更是“難”。“對于一個天分很高的人來說,撈紙至少要三年時間才能出師;尤其是掌簾,很多人一輩子都做不了掌簾師傅。”

撈紙技術難在哪里?

簡而言之,撈紙就是兩工人站在撈紙槽外,不停地重復肢體屈伸動作,用竹簾從紙槽中撈出紙漿(處理好的草漿、藤汁和泉水的混合物),形成紙膜后揭下來并規整地碼放好。

但每撈一張紙,紙槽中的漿料就會變少,紙漿濃度隨之變低,同時紙漿沉淀的位置也會發生變化。而工人撈出紙的分量卻不能變:以規格為四尺的宣紙為例,一張紙的重量浮動僅為1克左右。

這就要靠掌簾人帶動抬簾人,不斷更換撈紙姿勢。“每撈一張宣紙,姿勢都有細微的變化,這個變化就是撈紙尤其是掌簾的精髓。”周東紅說。

而宣紙的種類有100多種。這就意味著撈紙工要熟悉100多種水漿動態,練就100多種分寸得當的手感,體味100多種細微差別。

此外,紙漿撈出后碼放的動作同樣難以把握。即使是熟練的老師傅,稍微不注意就會存在水皺、水泡或水洞等瑕疵……

由此可見,兩位職場新兵,完不成任務也在情理之中。

兩個年輕人都垂頭喪氣,怎么辦?

“當時真有點打退堂鼓了,但想想還是要堅持;撈紙是我的飯碗,還是一個很有面子的飯碗———我們穿著工作服去買菜,菜價都比旁人貴!別人能堅持,我為什么不能?”半年多前周東紅接受的那場思想教育,仍然發揮著積極作用。

兩個人趕緊調整,分別在廠里再次拜師求藝,鞏固抬簾技術,系統地學習掌簾技藝。

學徒工到生產能手

1986年5月,涇縣宣紙廠某個紙槽邊。連續兩個月沒有完成任務的周東紅,畢恭畢敬地站在師傅沈潔明的身旁。

“撈紙,關鍵看你自己怎么學;我教你的每句話,你不但要仔細聽,還要用心悟,三心二意肯定學不會……”沈師傅擅長掌簾,是廠里有名的技術骨干。對于眼前這個慕名找到自己的徒弟,他從思想上開啟了徒弟的學習之旅。

每天凌晨兩點,周東紅就來到撈紙車間,做好衛生清潔、器具擺放等準備工作,候著師傅上班。他以抬簾者的身份和師傅搭檔,偶爾也會和師傅換位,實踐著師傅傳授的要領。直到下午六點,師徒二人才下班。就這樣寒來暑往經過了一年多的時光。

第二年,廠里擴大生產,又招了一批學員,其中有2名分到沈師傅的身邊學藝。這給周東紅的技藝長進提供了機會,“這期間,我掌簾的機會猛增——因為師傅要在抬簾那邊教師弟入門。”

在師弟們基本掌握抬簾技術之后,周東紅建議師傅不必起早,以便自己可以獲得更多掌簾機會。他協助著師傅完成工作任務,同時學會了紙簾維修等技術,讓師傅不必為生產工具的保養而費心思。

為了彌補產品合格率不高的缺陷,周東紅不斷延長著工作時間,甚至凌晨剛過就來到紙槽邊,“那時候,困得不行,床頭要放兩個鬧鐘才能把自己叫醒。”

除了疲憊,長時間泡在紙漿中的雙手,也持續不斷地考驗著周東紅的學藝決心:

“在春冬季,手上長滿凍瘡,腫得跟蘿卜一樣;到了夏秋季,雙手潰爛到整層整層地脫皮,只能靠涂抹藥膏緩解疼痛。”每天下班后,周東紅的手掌要始終保持張開的姿勢,好讓雙手通風透氣。

1987年夏季,周東紅曾在農忙時回家幫忙。母親發現,兒子的雙手已經不能再插秧了。

功夫不負有心人,周東紅的撈紙技術日益提高,不同品種紙張的分量也能夠穩定控制。1988年3月的一天,師傅看著他撈出來的產品,說出了一句他期盼已久的話:可以了!

很快,廠里組織了對周東紅的業務考核。結果顯示,他撈出來的紙合格率在99%左右!換句話說,他在兩年左右的時間里,完成了別人三年都難以達到的學習成效。

當年8月,周東紅正式出師,同時自己也開始帶徒。第二年初,他還接到了廠里給他頒發的“生產能手”獎狀。

大國工匠

第一次得到榮譽,讓周東紅感覺“十分美好”。兩年后,這份美好的內涵得到延伸:1991年,他與妻子張曉霞結婚。

成家后的周東紅,多了一份養家糊口的責任,更加增添了對工作的關注度。他每天很早起床上班,下午六點多才回家,“我們那時過的是半夜夫妻。”張曉霞經常這樣笑稱。

作為一名撈紙工人,周東紅的雙手依然在經受著酷暑寒冬的煎熬。張曉霞回憶,丈夫的雙手經常腫脹、流膿,以致女兒小時候都不敢讓爸爸抱一下,生怕被他的手傳染了。

這是一個無解的難題,撈紙工需要在不斷的實踐中保持手感。“冬天里,即使紙槽上凍,也要用錘子把冰塊砸開,毫不猶豫地下水。”周東紅說。

在同事們的眼中,周東紅是一個特別專注的人:工作中的他,從不帶手機到車間;他的神情總是高度集中,生怕外來干擾影響到自己撈紙時的狀態……

潛心工作的周東紅,技術越來越好,肩上的擔子也越來越重。

1993年,廠里接到一份特殊訂單:要做一種失傳已久的“扎花”宣紙。這種紙的成品每刀只有2斤8兩,不到正常規格(6斤1兩)的一半。

這種超薄的宣紙,制作難度極大。“當時,廠里很多人試撈,都不成功,最后只有師傅上馬才把任務拿了下來。”周東紅的徒弟趙志剛介紹。

肩挑重擔的周東紅,身心完全進入試制這種訂單的狀態中,直到把自己累到高燒不退。

“上班的時候他心里想的是宣紙,下班時去醫院吊水,心思還在宣紙上。”張曉霞回憶,醫院里的周東紅一只手插著輸液針,另一只手捧著關于“扎花”的資料。

終于,在無數次實驗之后的一個夜晚,薄如蟬翼的“扎花”在周東紅手中重現于世。

“扎花”的成功,更加奠定了周東紅在廠里的地位,之后屢屢承擔著重大技術攻關工作,并不斷得到認可——在人才濟濟的涇縣宣紙廠,他幾乎年年都是先進。

慢慢地,他的榮譽擴展到了企業之外。

2007年,榮獲宣城市第二屆“杰出職工”稱號;2009年,成為縣級勞動模范;2012年,成為省級勞動模范;2015年,成為全國勞動模范,并成為央視報道的首批8名“大國工匠”之一。

2016年3月,他榮獲第二屆全國質量獎提名獎;2016年4月,榮獲中央宣傳部、中央文明辦、全國總工會聯合授予的“最美職工”稱號;2017年年初,榮獲“全國五一勞動獎章”,并成為第一萬名“中國好人”……

情感與責任

在這期間,周東紅對宣紙的認識也在逐漸發生變化。

2004年,廠里實行企業改制,有人邀請他擔任宣紙銷售企業的負責人,他謝絕了。

“撈了這么多年的紙,天天和同事一起撈紙、吃飯、探討撈紙技術,這些成了我的習慣;不知道從哪天開始,我愛上了這一張張宣紙,不再感覺撈紙是一件辛苦的事,而是一種快樂。”周東紅說。

在張曉霞看來,撈紙對于丈夫已不再僅是飯碗,更是一種情感和責任。

周東紅如今依然在生產一線。2012年,他被調到宣紙文化園。這里是全國工業旅游示范點,他在這里撈制古藝宣、乾隆貢宣等高檔宣紙,同時為廣大游客展示宣紙制作技藝,協助做好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事宜。

傳承,正成為他工作中的關鍵詞匯。

作為師傅的徒弟,他被沈潔明毫無保留地傳授技藝。此后,他也將這個傳統持續發揚。在30多年的時間里,他帶了30多名徒弟,并對他們傾囊相授。徒弟趙志剛說,“我覺得自己很幸運,師傅對我知無不言,精心指導。”

如今這些徒弟們大都成為了公司的骨干,其中產生了一批先進工作者、工藝美術師和撈紙技藝傳承人。

在徒弟們帶來欣喜的同時,周東紅也有遺憾:這些徒弟中,2000年以后進廠的,基本上沒有了。

周東紅告訴記者,從事宣紙尤其是撈紙的人員正呈現老年化趨勢:每年宣紙行業新增撈紙工數量逐步減少,其中還不斷有年輕人離職,這成為了宣紙傳統技藝傳承的一大難題。

2018年1月,周東紅成為十二屆安徽省政協委員,他開始利用各種機會為宣紙技藝的傳承呼吁。

在2018年和2019年的安徽省兩會上,他都建議加大宣傳力度,讓更多的年輕人了解宣紙,加入宣紙行業。

事實上,宣紙的傳承向來被各級相關部門重視,僅周東紅所在的企業一直就有傳、幫、帶機制,同時還建立了技師、高級技師評聘機制,“但這對于傳統手藝來說還不夠,宣紙制作人才的培養最好能納入到全社會的評價體系。”周東紅認為。

他建議要進一步改善宣紙制作的工作環境,為從業人員創造良好的工作條件,減輕勞動負擔;要通過各種激勵方式,評選年輕的技師,并給予物質獎勵和精神鼓勵;要給予一線工作者得到社會認可、評職稱機會,讓年輕人愿意長久留在這個行業……

“宣紙是國家的瑰寶,我們有責任讓它長久繁榮下去。”周東紅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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